如回到唐朝“下调刑事责任年龄”会怎样？

本网讯（原创:东方法眼网）东方法眼网提了一个问题.你支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吗？与博士切磋并参与讨论。

刑法修正案（十一）草案二审稿正在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，争议最大的当属下调刑事责任年龄。“草案二审稿”主张，对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，犯故意杀人、故意伤害罪，致人死亡，情节恶劣的，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，应当负刑事责任。立法者的理由是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时有发生，触目惊心，这意味着12至14周岁未成年人或将不再是刑事免责人群。

刑法是治理社会的最后手段，不仅可以剥夺人们的财产权，更可以剥夺人们的生命权，在法治文明的社会，刑法应当“备而不用”。下调刑事责任年龄，实质上是一种别样的重刑，引起民众的广泛地关注。“下降刑事责任年龄”的理论依据、实践依据、域外依据肯定是有的，一些专家、学者也出面释明理由。但是，反对“下调刑事责任年龄”，或者提高刑事责任年龄的理论依据、实践依据、域外依据同样存在，甚至更加充分。从理论层面、实践层面、域外层面争议下降刑事责任的年龄孰是孰非，可能是谁都不服谁。“思路决定出路”，不妨换个角度思考此问题。唐太宗“以史为鉴，可以知兴替”的名言，大多数人是耳熟能详，我们是否可以假定一下，如果唐太宗对“下调刑事责任年龄”发表意见，会有什么的态度？实际上，唐太宗还专门与大臣研究过刑罚问题。尽管他们讨论并不是“下调刑事责任年龄”，但是，唐太宗及大臣讨论的问题绝对是与下调刑事责任年龄相关的问题。

治国理政是世间最大的一门学问，也是最高深的一门学问，多少年来，人们一直在探求用何种方法治理社会。作为一代明君的李世民，立国之初就与大臣展开一场治国理政方法的大讨论：究竟是用霸道治国、用刑法立威，还是用王道治国、用统治者的率先垂范来教化民众，大臣们争论特别激烈，甚至超过今天人们对是否应当“下调刑事责任年龄”的争论。就当时争论的情况看，唐太宗的大臣也是相互不服气，最终只能由李世民一锤定音。李世民认为，民众犯罪的主要原因是贪官污吏太多，是税收太重，减少犯罪的方法是整顿吏治、打虎拍蝇，降低税收，实行王道、推行教化。在李世民看来，如果民众生活富足，谁又会愿意去犯罪？犯罪必定会面临国家刑法的制裁，绝大多数犯罪是属于逼上梁山，是统治者的榜样做得不好引起的。

从历史上看，秦朝、隋朝刑法特别残酷，在道路乱扔垃圾要被断手，从保护环境的角度看，刑法可谓用到极致。民众偷一个西瓜要被砍脑袋，4个共同偷一个水桶，那就砍掉他们4颗脑袋，从司法公正的角度看，犯罪与刑罚绝对不对等。据史书记载，秦朝被砍去手脚的人太多，废弃的手脚都垒成了山，以致秦朝做假肢的职业特别红火。在严刑重罚之下，秦、隋两朝的社会治安曾经达到“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”的盛况，但是，这只是昙花一现，就像朝露在阳光照耀下就会消散，秦、隋两朝代都是二世而亡，也是历史上十分短暂的王朝。在唐太宗李世民看来，严刑重典，只能短时间地维护社会治安秩序，只有轻徭薄赋，刑罚与教化并举，国祚才会绵长。据此，可以大概率地推定，唐太宗是反对“下降刑事责任年龄”的。

遗憾的是，在司法实践中，一些地方、一些部门，一些执法者特别喜欢用重刑、施重典，对刑法过度迷信，称他们为“法律杀手”或许并不为过。“法律杀手”们的共同特点是对案件的定性无限拔高，将刑法的执行空间发挥到极致，彻底违背了刑法适用是为了减少犯罪的终极目的。实际上，严刑重罚并不能根治犯罪，反而会影响社会稳定，导致民众信访，一旦发生冤假错案，更会侵蚀民众对法律的信仰。

某地发生这样的案件：一对年轻男女同居已逾三年，一天夜间，双方发生激烈争吵，女方盛怒之下，对着男方挥舞菜刀，将男方的手臂造成轻微划痕，女方挥舞菜刀时嘴里喊着“我要杀死你，杀死你”，男方立即报警，声称女友要杀死自己。民警赶到现场后，将双方带到派出所做调查。在笔录中，女方坦言承认曾经说过要杀死男方的语言。在女方看来，自己与男友至多是吵架纠纷，做完笔录就会回家，未想到的是，派出所民警竟然以故意杀人罪对其立案侦查。后来，女方父母找到男方，质问他：我女儿与你同居多年，我女儿喊着要杀死你，她真的要杀死你？男方也十分后悔自己将琐事无限放大，惊动公安机关，以致女友被采取强制措施。男方就到派出所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，民警认为男方故意翻供，涉嫌伪证罪，对男方以伪证罪立案侦查。幸运的是，此案中检察机关并未如基层民警那样冲动，经过严格审查后，检察机关认为女方不构成犯罪。

任何社会都存在犯罪现象，犯罪就像人们吃五谷杂粮会生病一样，医生治不好所有的疾病，刑法也杜绝不了所有的犯罪。但是，一个人不能生大病，生病以后，要有治疗的措施与缓解病情的方法。治理社会也是一样，无论多么聪明的统治者，无论用多重的刑法，都不可能实现“天下无贼”。当然，反对严刑重罚，并不是要放任犯罪的发生，南朝梁武帝对犯罪行为不闻不问，不忍对犯罪分子加以刑罚，任其在大街上公开抢劫，肯定是不对的。但是，重刑主义、下降刑事责任年龄并不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对症良药。

“刑起于兵”，兵者，国之大事，生死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“能攻心则反侧自消，自古知兵非好战；不审势即宽严皆误，后来治蜀要深思。”成都武侯祠此副对联值得立法者、治国者、执法者加以深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