记得那年雪飘飘

记得那年雪飘飘

 

作者 殷岩泉

 

从南方到北京闯荡的人,最容易记住北京的雪儿,特别是大雪飘飘的日子,无论是在生活里,还是在灵魂深处……

1997年深秋,我背着一蛇皮口袋的全部资产,乘坐绿皮火车的硬座,经过整整一夜的旅行,从南京来到北京追寻梦想。很多年后,徐功明在《响水报》连载的《响水人在北京》中写道“结果包里只有一本周易方面的书,其余尽是锅碗瓢盆”并不全面,事实上,包里还有一床历史悠久的被子——它伴随着我念完大学,又到苏北的响水县教书5年,然后才跟随我先南下再北上,过起颠沛流离的闯荡生活。对此史实,当时送我上火车的好友仇长春,是可以证明的。

北京秋日的清晨,还是很冷的,我孤独地站在“北京站”三个大字下面,望着熙熙攘攘的人流,从5点等到10点……偌大的北京城,我只认识徐功明一个人,他那时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,我等着他来接我,接我去我们在北师大的家——只有5平方米的临建出租屋。

徐功明,是当时我唯一认识的在北京的响水人。我与他哥哥徐功成曾共同在老家响水县双港乡工作,我大学毕业分配在双港中学任教语文、政治、地理等,徐功成顶替父亲的班在双港邮局做投递员,所以就认识了,而且成为非常要好的“酒肉朋友”,经常在一起混吃混喝。后来,我被调动到响水县职业中学任教政治经济学和英语等,还创办了“浪花文学社”。有一天,一个穿着象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学青年,拿着一沓诗稿登我家门请求“斧正”,这个被其兄推荐来的诗人就是徐功明。当时的文学造诣达到怎样高度呢?大概就像他一首诗写得那样——“大海呀,大海,你都是水!”

到北京后,我在新华社北京分社一个部门打工,底薪600元,加上其他提成、补助等,每月有2000多元,徐功明还给我解决一辆破自行车供我上下班使用,生活也逐步稳定下来。

在北师大生活期间,徐功明和他的同学们,给我提供了至今念念不忘的照顾。我没有食堂的饭卡,徐功明就每天将早饭和晚饭打回家来吃,而且在我吃包子的时候,徐功明好像总在吃馒头。

天寒地冻、大雪封门时,我们的小屋里,也是暖暖的,有热水、有小太阳,还经常有一拨又一拨的美女、才女来访……后来我知道徐功明利用课余时间从事着家教中介的事业。

北京的雪,比我们家乡响水的要大,比南京就更大了。

北京师范大学,在西城区的铁狮子坟;新华社北京分社,在东城区的灯市西口。平常时日,即使是寒风凛冽之日,骑车上下班,对我也是非常幸福的。因为我总喜欢往南绕一点路,每天至少骑车从天安门前经过一次。否则,就会产生一种第一次看见天安门时的幻觉,总觉得自己在北京工作,不象是真实的事。但是,在大雪后的早晨,骑车上班,在大雪后的傍晚,骑车下班,简直就象在冰面上玩杂技一般了。就是在那一年最大的那场大雪时节,在骑车被摔了无数次跟头后,我才决定乘车上下班。

大屯,是我在北京的第二个住所地。朝阳区大屯村,当时是典型的城中村。作为108路电车的终点站,于我而言,最大的好处是每天可以坐着到达灯市西口站下车上班;当然,最大的坏处就是每天下班后,必须和很多在王府井工作的美女帅哥们比肩接踵地站在车里回家——回那个只有10平方米左右的农村出租屋。

在大屯称孤道寡的时候,我终于买上一台二手彩电,还与房东谈妥在自己的出租屋里装上电话的分机。谁知好日子没有过几天,我在新华社北京分社就犯了“插手地方事务”的错误,得罪了新来的领导。心高气傲的我,只好灰溜溜地主动撤退,跳槽到人民日报社打工。

那一年的运气总是不好。大雪封门之际,而且是半夜三更之时,大屯派出所的警察们倾巢出动,将大屯村的所有外地人,全部押往大屯派出所,并黑压压地关在大屯派出所的院子中,要查暂住证,如果没有,就罚每人600元走人。很多人穿着睡衣,还有人裹着薄被子。而我,就象徐功明在其出版的《疼就喊出来》一书中形容地那样:穿一身西装,但是,脚上却穿着球鞋。

地上的积雪,在我脚下,被压得吱吱作响。我慌不择衣地被抓出门,穿得太少,又不伦不类,并且被强令像犯人那样双手抱头蹲着,所以冷得牙齿上下打颤。最终,我庆幸自己终于省下600元——如果自己没有《人民日报》副主任《工作证》的话,如果自己不是义正词严地将那位带队罚款的副所长“威胁要曝光一下”的话。

与天斗,我总不赢;与警察斗,也不会总赢。

那一年,是一个秋天,好像是87日。我被几个警察从人民日报社的办公楼前,就像电影电视上演的那样扑到在地,被抓捕到朝阳区南磨房派出所。有客户举报我“不是诈骗,就是受贿”,总之涉嫌重大犯罪,最终由于我不同意“出钱私了”,被警察们直接送进朝阳区看守所,与杀人犯、强奸犯、抢劫犯们关在一起,以示罪行严重。

秋高气爽,阳光普照,席国良老师、振兴盐城咨询会响水分会会长曹志英、响中校友会会长曹伟章等老前辈,由我在响中同届同学夏伟伟开车,直奔东郊三间房的朝阳区看守所,他们主要是给我送御寒衣服和在里面零花钱的……据说,曹会长和曹阿姨还与警察叔叔们大吵一仗,指责他们一定抓错了人。

由于在北京举目无亲,在被关进朝阳区看守所之后,我给曹阿姨写了一封“明信片”,因为到北京后,我经常到曹阿姨家蹭吃蹭喝,所以对曹阿姨家的地址熟之能详,对曹阿姨的为人和宽容,更是信心满满。知道即使在我最倒霉的时候,曹阿姨也一定不会嫌弃我或者袖手旁观。事实证明,我是对的。

在朝阳区看守所108监室的30天里,我穿着席老师的秋衣秋裤和老头衫,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阴冷的日子;我用着曹会长带队送来的500元“巨款”,心安理得地买着40元一条的红烧鱼、5元钱一个的肉包子、还有很多贵得离谱的日用品……由于我的慷慨大方,也由于我没日没夜地帮助每个看守写出一份又一份学习“三个代表”的心得,并由他们贴满了他们的“墙报栏”,我在看守所里的地位也越升越高——由刚进去时经常被“修理”的新人,由每天打扫厕所的最低贱工作岗位,稳步升职到“司饭”,即负责给同监37个犯人打汤和分配窝头的“肥缺”,自我感觉是地位仅次于“牢头”和那个杀过5个出租车司机并卖了他们车的“死刑犯”。

200098,警察叔叔们突然通知我,案子弄错了,可以回家了,当然还有一个要求:吃了30天窝头,所以必须缴伙食费90元。

我一只手抱着破衣烂衫,一只手提着没有腰带的裤子,胡子拉碴地出现在看守所的大门口。我最亲爱的妈妈、我最亲爱的徐功明、我最亲爱的女秘书三个亲人在门口等待着我,我扑上前去,给每个人一个深情的拥抱,对每个人说着由衷的谢谢……

坐在徐功明新买的东风铁龙轿车里,一路西行,望着西沉的夕阳,我百感交集:“自由真好!亲人真好!”我拉着妈妈的手,默念着妈妈小时候教背的诗词:“孤灯科读苦含辛,望儿修身为万民;勤俭家风慈母训,他年富贵莫忘贫。”

初中时候,家里不富裕,每天早上到工地卖油条麻花、白天在工厂上班、晚上就在灯下帮别人加工布纽扣的母亲,就会顺便给我和妹妹讲故事,教育我们如何做人做事。

故事是关于寇准的。据说寇准早年丧父,母亲和奶娘靠帮人洗衣服供其读书。等到寇准功成名就做了大官时,其母亲早已去世,寇准就将奶娘视为亲娘孝顺。由于早年贫穷,所以人生得意时的寇准就非常铺张浪费。有一年生日时,寇准又在家里张灯结彩,大宴宾客。奶娘实在看不下去,就要求身为宰相的寇准跪下,向其出示了其母留给寇准的这首诗。

徐功明晚上为我出狱接风宴时,我喝多了,突然想到,虽然警察们查来查去,我只有招商银行卡上有600元,并且我也忠举报人之事了,但是,自己平时确实有失检点,确实有点狂妄,确实有点不自量力。果然,第二天一上班,就被领导叫进办公室一顿暴跳如雷:“我呼你BP机好几百遍了,你也不回一个电话,你究竟跑到哪里去了?”我只好苦笑:“我被抓到看守所体验生活去了!”于是,领导大怒,“发配”我去中央党校学习法律。我竟因祸得福,后来成为律师。

在做律师之前,我连续10年参加国家司法考试,终于在2013年以369分的成绩通过了。在此之前,有328分,346分,349分,还有358分之类的,每次拿到成绩,心里总是雪花飘飘,而且一点也不具美感。

为了在北京更好地生存下去,我决定下海开公司。创业艰难,是必须的;口袋里,只剩一块钱的时候,更是正常的。

那一年,大雪突然造访京城时,我才意识到年关将至,但是身上竟然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,更谈不上回老家响水过节了。

借钱,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。我向我姨妈借钱,向我妈借钱,向我妹借钱,向我领导借钱,向我秘书借钱,经常是能不还就不还了。向朋友借钱,更会郑重承诺:“等你穷时,我一定加倍归还。”可惜,借给我钱的人,很少比我更穷。所以,记忆中,总是借的多,还的少。

在南京工作时,我代表江苏科技报社专题部去人才市场招聘。有一个自称是我老乡的人牛哄哄地来应聘:“我是仇长春,南京炮兵学院英语专业毕业,我知道你是必须聘用我的。”于是,殷组长吓了一跳:“为什么?”答:“因为我身上已经分文皆无。”于是,仇长春立即被聘用,并立即被派往家乡执行任务。临行前,殷组长出资50元钱,以示鼓励。

很多年后,仇长春经过一番打拼,被江苏某著名企业派往北京担任北京分公司总经理。有一天半夜,仇总半梦半醒之际,接到我的求助电话:“房东正在我家里追要房租,而且我也早已没有生活费了,速给我农行卡上转账1300元救急。”仇总只好冒着凛冽的寒风,驾车到处找农行给我转账。后来,仇总自己在北京开了公司,买了房子,买了车子,并找了北京户口的老婆,生了一个北京户口的儿子……当然,我借的钱也至今未还。其实,这不算什么,比仇长春混得更好的徐功明,在北京买了好几处房产,娶了大学老师做媳妇,更早生了一个北京户口的儿子……所以,我欠他的5000元购书款,也就更要不到了。

其实,也有真想还的钱。我经常向席老师、曹阿姨、曹会长,还有夏伟伟副会长追问:“我坐牢时的500元钱,是谁给的?”可惜,他们全部“打死也不说。”殷岩泉律师只好推定是响中校友会的公款赞助了。所以,要努力为北京响中校友会工作才是。

亲友,同事,熟悉的人,全部回家过年去了,只有殷岩泉一个人,捏紧冰冷的一块钱硬币,孤零零地傻在北京通州区的出租房里。望着窗外飘飘扬扬的雪花,一贯狂妄的殷岩泉主任兼殷岩泉总经理一咬牙:“只好施展美男计,找个女孩借钱了。”

那一年,那一场雪中,我坐了一个多小时的汽车,从北京的通州跑到河北的燕郊,从一个曾经有恩于斯的女孩手里借到50元钱。找女孩借钱,当然不能贪多,否则就借不到了;当然更不能不还,否则吃软饭的名声,会折磨自己的灵魂。再说,我假装去看望这个长得很不漂亮的女孩子,出门正好没带打车回家的钱。这样的借口,也只能借50元!

这张50元钱是如何使用的,我终身难忘。

最要紧的,是立即买了一张50元面值的电话卡,花费23元现金,并破开了这张50元大钞。因为用这张长途电话卡,就可以用家里的市话电话机,给远在苏北响水县城的母亲打电话——主要是告诉家里的亲人,我在北京很忙,业务很多,所以不回家过年了。当然,还有在苏北淮安市的姨妈一家、在上海的舅舅一家、在全国各地的朋友们,都要打几分钟电话,问个好,请个安,告诉他们我在北京挺好的,北京挺挣钱,所以就在北京过节了。

还有,台灯的电灯泡坏了,因为有钱嘛,就顺手买了一个,花费1.5元。否则,春节休闲时光,在电脑上写文章时,看键盘会很费劲的。

下面就要优先解决吃饭问题。经过精心计算,买了12元钱的米,还有3筒最便宜的挂面,经过还价,共5元钱。

剩下的钱买了3袋榨菜,批发的,共1元;一罐奢侈品——红方腐乳,人家也说批发的,4.5元;还有一元钱一堆的土豆两堆,一元钱一堆的豆角一堆。最后,还有两个最大的硬币,就和以前的余款——有个最大的硬币和其他小硬币们,作为预备队,陪我一起欢欢喜喜过个年。

在这个积雪不化的春节,我象闭关修炼一样,住在空荡荡的两居室出租屋里,靠着看电视和写文章,终于熬过了最寂寞的前五天。

大年初六,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。我在屋里突然听到门外的走廊上,有麻雀的叫声,我一跃而起。

我关上走廊的窗子,打开自己在5楼居室的门,终于将这只可怜的麻雀,轰进了我的家里。

在家里,麻雀在上面飞,我在下面尽情地表演着、发泄着……

麻雀终于累得掉到床上,拉下最后一泡粪后,被我活捉在床。

“对不起了,你要恨就恨李会计吧!我还没有领款,她就提前回老家了,简直害死我了……”我神神叨叨地与麻雀商量着,然后残忍地将她闷死在水盆里。再后来,我麻利地用开水烫了麻雀,拔了毛,开了膛……烧开了半锅麻雀汤——当时世界上最美味的汤。

喝了天汤后,我心情大好,不仅顶着刺眼的阳光出门溜达了一圈,还给李会计打了2008年大新年里最开心的一个电话。因为李会计告诉我,大年初八她会准时上班的。

“只要见到李会计,我就有钱了;只要见到李会计,我就有权去见网上约好的那个女孩了!当然前提是,先将救我于水火的那个女孩的50元钱还回去,最好再请她吃一顿大餐。”我在心里计划着我的未来。

我的未来不是梦,即使在白雪飘飘的那些年。

 

 

作者殷岩泉简介:1968年生,江苏省响水县人,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员。先后就读于南京信息工程大学、江苏教育学院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中央党校;先后就职于江苏省响水县双港中学、江苏省响水职业教育中心、江苏科技报社、新华社江苏信息社、新华社北京信息社和人民日报社。2007年下海创业,担任服务总动员网(www.fwzdy.com)总经理、北京中坚阳光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、北京新中宾舍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。2015年签约于河北红杉律师事务所担任专职律师。自1997年起,长期在北京工作和生活,是《响水报》连载的长篇报告文学《响水人在北京》的主人公;自1988年起,长期致力于前沿理论研究和推广工作,是三合主义(合理合法合用)理论、国家股份制理论和法制主义社会理论创立者,有《三合主义论》、《政党兴亡理论》、《法制主义社会概述》、《国家股份制理论与实践初探》、《论先自首不处罚规则在共生罪中的适用》和《从“三合主义”到“听话学”》等开创性论文收入《我们的奋斗》理论文集。通讯地址: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北里甲11号京华物业楼216室,邮编:100026电话:(01064150046  64131011  13521501588邮箱:yanquan@fwzdy.com欢迎联络,成为朋友!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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